1942年远征军兵败缅北谁之过,1942年中国远征军兵

10日、11日,蒋介石两度邀集英美等国大使武官,商讨中、美、英、荷、澳五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并经美国军事代表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向罗斯福电告他的意见。15日,马格鲁德向蒋介石建议:鉴于英国在远东节节失利,缅甸危在旦夕,希望中国军队从速入缅,保护仰光和滇缅路的安全。

3月8日,仰光失守,史迪威飞抵重庆就职。9日晚,蒋介石会见了约瑟夫?W?史迪威,向他介绍了中国军队入缅态势,晤谈气氛甚好。10日,蒋介石闻知仰光失守,甚为震怒,于下午6时再次会见史迪威。蒋介石缓缓而谈:“中国军队入缅原意守仰光,现仰光失守,中国军队就要协同英军克复仰光。这个目的达不到,日军将从越南袭击云南,我国必要时要抽远征军回滇及长江流域”。蒋介石还担心地说:“我军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盖第五、六军为我国军队的精锐,屡遭败挫,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欲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誓不可能。”史迪威连连摇头。说:“我可不能保证必胜”,“如要达到必胜,你就只好另请高人了。”蒋介石忙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放手干就是了。”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占武汉、广州,这标志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南岳军事会议称之为“中期抗战”)。对此形势,日本政府则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戴安澜(1904——1942),原名戴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汉族,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人。因昆仑关一役获得蒋中正"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之赞誉。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导读:2014年9月3日,国家公布了首批抗日英烈名录,戴安澜将军名列其中,成为了中国远征军牺牲将士的代表。1942年上半年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是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人首次大规模、成建制地踏出国门,其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其中,第五军、第六军皆为蒋介石主力部队,可谓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却落得兵败野人山的结局。戴安澜将军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扼腕叹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这里仅就中国远征军指挥权之争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般认为,1942—1945年国民政府在缅甸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军队自甲午战争之后,承担国际道义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此国民革命军的众将士与我滇西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战果。出于履行与美英等国的盟友义务,中国远征军得以组建和出征。同样,正因为各盟国之间的相互支持,远征缅甸才能成为八年抗战中,我军在战略进攻中获胜的唯一战例。然而,也正由于“盟军”之间的相互扯皮直接造成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在缅甸的全线败退,使得1943年底到1945年初,中国驻印军不得不花大力气反攻缅北,白白牺牲了许多将士。指挥系统的凌乱、权责界限的模糊,大大影响了“盟军”的军事部署。战争初期,“盟军”间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中英之间战略意图的分歧,不仅使我远征军失去了遏制日军进攻的时机,并被动地置于英军撤退中“挡箭牌”的角色。 滇缅公路的战略意义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占武汉、广州,这标志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南岳军事会议称之为“中期抗战”)。对此形势,日本政府则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政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 在没有能力对中国实施全面占领的情况下,对蒋政权实施全面封锁,切断其获取外援的通道以瓦解其抵抗意志,甚至促成其内部崩溃,成为了日本大本营的不二选择。尽管经历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国仍然没能建设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抗战前夕,我国石油、钢铁、机械、车船等几类重要战略物资的自给率仅分别为0.2%、5.0%、23.5%、16.5%,1936年关内各省石油总产量只有327吨,而仅钢铁一项每年即需进口646474吨。与如此贫弱的重工业生产相对应,中国的军需物品,尤其是武器装备长期依赖于国外进口。更严重的是,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并无弹药储积,至1936年才开始实行兵工建设与械弹储备的五年计划。国内的军工生产根本无法满足战争开支。据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所载中国海关统计报告,1929年到1931年共进口军械军火总值31413078关平两,年均超过1000万两;1932年到1934年,子弹进口净值达33662186关两,年均1122万两。这造成了国民政府抗战异常倚重外部支持的局面,同理,对外交通线也成为了日军攻击的重点。 抗战初期,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通道大概有五条: 一、海路经香港、广州,转粤汉铁路,这条补给线在武汉、广州失陷后,已完全被切断。至此,西南交通线之于中国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愈加重要。 二、连接越南北部与广西的越桂公路。1939年11月,日军发动桂南战役,攻占南宁,切断桂越公路。 三、滇越铁路和滇越公路。1940年6月,法国败降于德国,日本便借机威逼维希政府,并于9月抢占越南北部,切断了滇越铁路。 四、经由甘肃、新疆前往苏联的西北交通线。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签署中立条约。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这条交通线名存实亡。 五、滇缅公路。 从上可知,滇缅公路几乎就成为了中国获取外援的唯一通道,必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在东南亚扩张,兵锋直指缅北,云南遂从大后方迅速变为前线。1941年12月10日,日军击沉英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英军在印度支那附近已缺乏海上力量的保护,缅北已危在旦夕。 缅北战场的归属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如何划分各同盟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就被摆上了台面。1941年12月22日到1942年1月14日,丘吉尔与罗斯福即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其间,罗斯福就提议成立南太平洋战区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以协调对日作战。1941年12月29日,美英领导人便任命驻印英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为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以蒋为最高统帅。两日后,即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自此南太平洋战区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筹建工作便告展开。 毋庸置疑,这两个战区的划分是由中英两国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而定的。但滇西缅北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二者的中间地带,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英两国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敏感的地区又有谁来负责管辖? 缅北地区久沐华风,胡康盆地喀钦、那家、撒族等民族都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诸葛亮《出师表》中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泸水”即怒江,有人甚至考证,“不毛”并非形容土地贫瘠,其实是“八莫”音转。据孙克刚将军遗著《缅甸荡寇志》中所载:部队在距八莫七十多里的庙堤发现了明万历十二年三月所刻的碑碣,上载明代征西将军刘綖与当地土司誓众的誓词。时任200师师长的戴安澜将军在1942年3月4日的日记中附诗两首,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并注曰:“武侯南征北返,缅人留之,武侯慰之云:我还重来。缅人询以重来之期,武侯指缅中不开花之草云:此草开花,余重来矣。自武侯回国后迄今,所指之草并未开花,去岁忽然开花,而缅人亦早知王师应到达矣”。全诗豪气干云,足见戴将军但求一战的期待。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缅北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国的联系。 然而,其时缅甸尚处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缅北人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无疑会造成英方顾虑。伦敦方面深忧华军入缅作战可能激发缅甸民族主义情绪,不利于维护其在缅甸的殖民统治。罗斯福派到印度的特使约翰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为守住缅甸而欠中国的情或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让步”,他们“想既收复缅甸又不对将来的政府形式承担任何义务”。丘吉尔在劝说魏菲尔同意中国军队入缅支援英军时,也不无担心地表示:“在这一切(华军入缅打通滇缅公路)后面,亚洲人团结的阴影幽然出现,这又会使我们必须排除的种种灾难和挫折更严重起来了”。对英国人而言,允许中国军队赴缅参加对日作战,不啻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缅战初期中英双方就在战略意图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伦敦宁可放弃缅甸,以收缩兵力保卫印度,并将中国远征军作为阻击部队,掩护英军撤退,以图尽量避免中国军队在缅甸造成过大影响;重庆则试图全力保卫缅甸,以保障滇缅公路的畅通。 这让作为中间人的美国政府十分犯难。一方面美国人意识到对日作战中不能不倚重于中国军队,以牵制日本大部分有生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两天后,《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便满怀憧憬地说,美国“决不是孤立的”: 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在它困难的时刻,我们没有置之不顾——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加之,罗斯福总统考虑到战后,“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强大的英、荷、法帝国也将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为期不远”,届时,填补这一权力真空的,除却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外便是苏联。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美国势必要积极扶持国民政府,以便未来“在同俄国的任何严重的政策冲突中”,国民党中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另一方面,欧洲战场更牵动美国,在“先欧后亚”的战略中,英国的地位是不能有丝毫折扣的。两难的处境使美国在战争伊始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力图在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前提下协调中英关系。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在华盛顿时(指‘阿卡迪亚’会议期间),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重要”。 这样的国际关系直接地反映在缅北战场的归属上。马歇尔上将在其最初起草的备忘录中,建议中国战区的范围“应包括缅甸的东北部,以及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凡是合作国部队可能到达的地方”,而罗斯福总统在审批时,却删去了“缅甸东北部”。很显然,马歇尔此举更多地是基于军事层面的考虑:缅东北对于重庆的特殊的军事意义,以及国民革命军将在缅北担负起主要责任。而罗斯福则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意过分地刺激英国,故将“缅甸东北部”划给南太平洋战区,这等于在外交上重申了英国在缅甸的统治地位。在“缅东北”的归属问题上,军事现实与政治考虑全然背离,正是这种背离预示了盟国之间在缅北战场指挥问题上的矛盾。 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蒋介石在复电罗斯福,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两日后,即1942年1月4日,就电示远在美国的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请罗斯福总统指定一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并着手组建参谋部。对于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人选,蒋大体有两个要求:“1.其军衔必须是中将以上,因为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所派代表均为中上将级;2.此人不一定非要熟悉东方故实,只要其有品行与热心即可”。据此,宋子文向美国陆军部提议“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毋庸置疑,对中国情况了解越少,则越有利于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当然“希望接受一个在别人的授意下盖橡皮图章的顾问,他只帮助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的现状”。蒋介石邀请美国人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并负责组建参谋部的真实用意,不外是借美国人之手以提高自身在盟国中的地位,以便在与英方的博弈中占据优势。然而,精明的美国人却不可能不明不白地花冤枉钱。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蒋介石而言,史迪威远非合适的人选。 1942年1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告知美英双方赋予史迪威的职责,其中有一条显得十分巧妙:“在蒋委员长统筹之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委员长自愿交与指挥之某部中国军队,如遇此项军队有在缅甸参加作战之必要时,其作战总计划应受魏佛尔之指示,但实行作战则由美军官指挥”。史迪威来华伊始,蒋便顺水推舟,于3月8日正式任命其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授命其指挥入缅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6军。无疑,蒋介石此一举动,就是要假史氏之手掌控缅甸盟军的实际指挥权。做出这一任命的次日,即3月9日,他去电宋子文,曰: 据敌广播,仰光昨午已被占领。此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个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四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则在缅英军,宜亦由史迪威指挥,以期统一。 他训令宋子文就此事与罗斯福总统接洽并转商丘吉尔首相。蒋委员长通过史迪威来掌握缅甸中英联军实际指挥权,将缅甸战场纳入其战略之下的意图不言而喻。然而,精明的罗斯福对此洞若观火,他不愿因缅甸问题而开罪英方,故以“史迪威权限甫得英方之同意”为由婉拒了蒋介石。可是,美方看似中立的姿态却无异于确认了缅甸战场指挥系统混乱的局面,即缅甸战场上的盟军存在着两个互不统属的指挥机构。 史迪威当然不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他曾一度为能得到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兴奋不已,认为自己遂能大展拳脚。在3月10日的日记里,史迪威写道:“用冷静的眼光来看这件事,中国人把军队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外国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极其痛苦的,尽管他们加给我种种限制,但他们应该给予本应得到的称赞”。蒋介石把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实际上是将皮球踢给史迪威,让他直接与英方交涉,折冲樽俎以助蒋自己争取缅甸战场的指挥权。故而,当史迪威与蒋介石会晤时,蒋便要史迪威“管好自己指挥的部队,不要与英国人打交道”。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蒋介石要史迪威与英方讨价还价的目的算是基本达到。 事实上,史迪威一到缅甸,英方代表就在3月12日的中英联合报告会上提出,史迪威指挥中国第5、6两军,这与时任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之间的指挥系统不明。正因如此,史迪威第一次会见亚历山大时就闹得颇不愉快,史迪威“由于内心厌恶英国佬,因而是非常警惕的”,而亚历山大则“听说是我——就是我这样一个该死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他颇为吃惊。‘太奇怪啦!’他上下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似的。”当谈到指挥权问题时,亚历山大“完全茫然地看着我”,“同我开玩笑,说我从他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 亚历山大之所以会说“从他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就是出于这样一种预判:缅甸隶属于南太平洋战区,驻缅一切军队自因归属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节制,既然最高统帅部授权亚历山大指挥缅甸战事,则中国军队理应受亚历山大指挥。况且蒋介石于2月27日在昆明部署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相关事宜时,规定“第5、6两军暂归杜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司令指挥”,既然亚历山大是胡敦的继任者,则他对远征军的指挥是得到重庆授权的,突然从“石头缝里钻出个史迪威”,自然感到掣肘。 3月24日,亚历山大飞往重庆会见蒋介石,重申其对入缅中国远征军指挥权。这时蒋再次玩弄政治手腕。他对亚历山大许诺“全部缅甸战局,应仍由将军指挥之,史蒂威尔部下之中国军队自亦包括在内”。同时让夫人宋美龄出面送给史迪威一张便条,告之“在华盛顿方面进一步发展之前,缅甸最高指挥权将交给亚历山大”。3月28日,志得意满的亚历山大在眉苗面告中国远征军参谋团长林蔚:“已在渝决定,以本人为在缅作战之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指挥。”然而,亚历山大对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却只是蒋介石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驻缅中国军队参谋团和各部队始终没有正式接到这一命令。 蒋介石假美国人之手以对抗英国的做法虽然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这远没有为其争来对缅北战场的实际控制权,却进一步造成了缅甸战场指挥系统的紊乱。当3月19日丘吉尔电告罗斯福:“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部军队应有最高的指挥权”时,罗斯福则坚持“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次日,罗斯福又给丘吉尔回电,以“指挥权问题尚未澄清时,他不容许他们全部调到缅甸”为由,建议“指挥权问题在此告一段落”,以搁置指挥权的争端。自此,北战场名义上隶属于南太平洋战区实际上中英两军分属两套不同的指挥系统,这个局面被当作既成事实为各方所接受。无疑,这种“双重指挥权”大大有害于中英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并直接影响了后来平满纳会战的实施。 事实上,即便是在中国远征军内部,指挥系统仍然是模糊不定的。把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决不可能放心把作为其嫡系的第5军、第6军交给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外国人”。早在1月,蒋介石收到宋子文通报“美国拟派史迪威中将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电文后,便于1月21日、22日连续两次致电宋子文,特别提请宋子文注意与美方接洽:“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又必须接受统帅的命令而行事”,并特别叮嘱宋子文,此乃“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3月4日蒋介石在腊戍视察缅甸战局时,便指示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当杜聿明问及“如果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时,蒋介石就回答:“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正式成立,卫立煌、杜聿明分别担任正、副司令长官,正司令长官在卫立煌未到任之前由杜聿明代理。其统帅第5军、第6军、第66军三个军,共辖9个师,总兵力约10万人。然而,第一路军正副司令长官与史迪威之间为何种地位关系却未作任何规定。当史迪威抵达缅甸之后,曾以驻缅中国军队总指挥的名义对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进行了一次礼节性拜访。不久之后,杜聿明又以同样的身份拜访多尔曼-史密斯,总督不解地问杜聿明,为何他与史迪威会担任同一职务?杜聿明诡秘地笑答:“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当是让他指挥军队,其实并非如此。您知道,我们中国认为,让美国人继续参战的唯一办法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要我们这样干,他们就不会造成多大危害。” 史迪威抵达缅甸前线后,计划主动出击,以第5军主力协同驻扎在同古的200师,夹击来犯的日第55师团,而远征军第一路军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则认为现实形势下,攻击部队已不可能按计划达到预定位置,故应放弃同古。二人争吵不休,最终杜聿明越级上报蒋介石,由蒋拍板命令200师于3月29日撤离同古。史迪威对蒋介石频繁地直接干预指挥极为不满。他曾在日记中对此事抱怨道:“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说‘做好进据仰光的一切部署’;他在接到一份悲观的报告后,又下令在彬马那就地驻扎”。对于重庆的直接干预,史迪威当然可以置之不理,然前方华军将领则不免于奉若圭臬: 他们(杜聿明、甘丽初等人)感到最紧迫的需要就是讨好大元帅,如果我的建议或命令与他们所认为的他的意图相左,他们就会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当我毫不客气地驳斥这些反对意见后,他们就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例如停止某一个团的调动,等到再想调动它时已为时太晚了——或者是干脆不下达命令,或者是下达命令,但在命令中加上许多“如果”和“以及”,或者是在受到敦促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下级军官不理不睬,不去执行,或者是伪装采取行动,然后报告说敌人太强大。……我不能枪毙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仅仅同他们谈话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最终结果就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承担起不利后果的责任。 史迪威的怨言更毋宁说是对中国远征军指挥权责不明的写照。这种权责不明导致了驻缅中英联军有着两套不同的指挥系统,相互扯皮,贻误战机。并且,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内部的指挥权责也十分地不明确,经常出现史迪威、杜聿明以及后来的罗卓英之间各行其是的现象。所有这些都直接造成了平满纳会战的夭折,以及远征军在东线的溃败。 更为重要的是,一心想指挥一支军队在战场上大展拳脚的史迪威,不得不在缅北战事结束后转而通过其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与中共和八路军秘密接洽,这几乎导致了美蒋关系濒临破裂。史迪威曾说过,只要政治清明、指挥得当,中国军队是不可以战胜的。后来的朝鲜战争证明了他的洞见,历史的反讽则在于,那时中国军队的对手恰恰是美军。时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开始了就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深入的反省,诸如赫尔利、魏德迈等“挺蒋派”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一般认为,美国国内的冷战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一、传统派,该派盛行于冷战初期,基本为美国官方意识形态服务,认为冷战的爆发是苏联对外扩张的结果,代表人物为乔治·凯南;二、修正派,随着部分档案的解密和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内左翼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的风生水起,该派达到鼎盛,其力主批判美国对苏对华政策,认为其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后修正派,主张对冷战进行更客观的研究,代表人物为约翰·加迪斯),关于这点,可参看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16日,罗斯福请蒋介石从速召集联合军事会议,组成联合军事委员会。2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东亚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国的何应钦、徐永昌、朱世明、商震,美国的布里特、马格鲁德,英国的韦维尔、邓尼思等参加会议,达成五点协议:1、组织五国联合军事委员会(又称联合参谋部),设于重庆,由美国主持。2、建立保卫缅甸的中英联军统帅部。3、调中国远征军3个军入缅布防。4、由美国向中国军队和空军志愿队提供武器弹药和燃料,并尽快实施“装备训练中国30个师”的计划。5、派美国空军协防缅甸和云南。同日,韦维尔在重庆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但他却借口交通补给尚无准备,仍然拒绝中国军队入缅。

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 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却另有打算。他们怕在中国大量无谓地消耗美国资源,便派遣一个通晓中国、能有助于中国军事改革的人去当参谋长。他们先选中了休?德鲁姆中将,后又改选为史迪威。史迪威,1883年生于加利福尼亚,1900年考取西点军校,1904年6月毕业,与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为先后同学。1911年首次来华,1921年任驻华使馆少校随员,1935年任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是中国通,会说流利的汉语,深谙中国文化与历史。史迪威来华后的头衔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租借物资总监督,同盟国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他来华任务是:保持滇缅路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提高美国援华物资的作用。

四、经由甘肃、新疆前往苏联的西北交通线。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签署中立条约。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这条交通线名存实亡。

www.3983.com 1

何应钦对此十分气愤,声言宁可将物资退还美国,也不搞中英美合作了。蒋介石原则上同意魏氏意见,而将重点放于远东军事计划方面,他说:“本会主要任务为按照罗斯福总统建议,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魏菲尔一再反对蒋介石的主张。双方不欢而散。24日,蒋介石于早餐中对魏菲尔说:“如果贵国需要,我可以派八万人入缅作战。”而魏菲尔傲慢地说:“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蒋介石觉得英国人自私之心,恶劣极矣,不可不防,遂指示中国军队暂缓入缅。

www.3983.com,缅北战场的归属问题

www.3983.com 2

12月中旬,日军分兵两路大举进攻缅甸。中英美三国紧急磋商。22日,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魏菲尔和美国陆军航空队长勃兰特从仰光飞赴重庆。23日,中美英三国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中英间就发生了争执。英国表现出的态度十分明确,英国重视本国利益,轻视中国防务。魏菲尔提出三点建议,中心为保卫缅甸,而不管亚洲太平洋战事。中国希望守住缅甸的心情不亚于英国,中国唯一的补给线就是滇缅路,但对英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大为不满。

www.3983.com 3

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27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继续猛攻东吁,并施放毒气弹,但中国军队仍牢牢控制阵地。

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1941年12月10日 英国请求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20日,蒋介石连发三电给参谋团,凡在国外部,以不轻进、不轻退二言为要诀,“东吁必须死守,我军决战地区必在曼德勒附近为要旨”。蒋介石又对史迪威谈道:“如果英国军队守住卑谬,中国军队就可坚守东吁,中英双方保持同一战线,挡住日军北犯,并伺机反攻仰光。”好像是为了回答蒋介石的担心,25日,英缅军司令亚历山大抵重庆,一面介绍英军布防情况,一面保证英军一定坚守卑谬。蒋介石要求亚历山大一定要信守诺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守卑谬一线”。蒋介石见亚历山大言辞坚决,稍事放心。一面命东吁守军坚守阵地,一面命第五、六、六十六军加速入缅。第五军沿铁路布防,警戒腊戍至东吁一带,第六军在第五军右翼,沿萨尔温江布防,第六十六军为总预备队,布防曼德勒以北地区。

一般认为,1942—1945年国民政府在缅甸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军队自甲午战争之后,承担国际道义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此国民革命军的众将士与我滇西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战果。出于履行与美英等国的盟友义务,中国远征军得以组建和出征。同样,正因为各盟国之间的相互支持,远征缅甸才能成为八年抗战中,我军在战略进攻中获胜的唯一战例。然而,也正由于“盟军”之间的相互扯皮直接造成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在缅甸的全线败退,使得1943年底到1945年初,中国驻印军不得不花大力气反攻缅北,白白牺牲了许多将士。指挥系统的凌乱、权责界限的模糊,大大影响了“盟军”的军事部署。战争初期,“盟军”间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中英之间战略意图的分歧,不仅使我远征军失去了遏制日军进攻的时机,并被动地置于英军撤退中“挡箭牌”的角色。

26日,第四十九师主力入缅,开赴昆欣、兰河地区守备。

11日,蒋介石正式下令由史迪威指挥第五、六两军,12日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以罗卓英为司令,杜聿明为副司令。中国远征军战略为“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为目的,力求于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敌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八莫为基地,策划持久战,以确保国境”。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也在下达指令:“大致于5月底以前,在曼德勒附近捕捉、歼灭英蒋联军主力。”曼德勒成了敌我双方关注的焦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开始攻击东吁,第三十三师团攻击卑谬。11日这天,史迪威飞赴腊戍,对中国军队设防的东吁、棠吉、曼德勒进行一周的考察。18日,日军四万余人猛攻中国军队第二○○师一万余人防守的东吁,战况激烈。19日史迪威飞回重庆,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看法,认为远征军主力应尽量南下,集结三个师于南线东吁。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认为东吁已有第二○○师设防,中国军队主力应集中于曼德勒。蒋介石担心英国军队不能切实配合,造成中国军队孤军作战。

史迪威当然不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他曾一度为能得到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兴奋不已,认为自己遂能大展拳脚。在3月10日的日记里,史迪威写道:“用冷静的眼光来看这件事,中国人把军队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外国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极其痛苦的,尽管他们加给我种种限制,但他们应该给予本应得到的称赞”。蒋介石把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实际上是将皮球踢给史迪威,让他直接与英方交涉,折冲樽俎以助蒋自己争取缅甸战场的指挥权。故而,当史迪威与蒋介石会晤时,蒋便要史迪威“管好自己指挥的部队,不要与英国人打交道”。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蒋介石要史迪威与英方讨价还价的目的算是基本达到。

1941年12月10日,英国武官邓尼思受命向蒋介石提出请求,派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蒋同意,翌日向第五、第六两军发布入缅作战动员令,命第五军向保山集中,命第六军克日完成入缅准备,派第九十三师赴车里,对泰、老方面搜索警戒,派第四十九师刘观隆团为先遣支队,即开畹町。

此时,日军第十五军由饭田祥二郎率领由泰国攻入缅甸。英国在缅甸的守军英缅第一师、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和装甲第七旅,计三万多人,在日军攻击下节节溃退。1月31日,日军占领缅甸第二大港口毛淡棉,逼近拨安,英当局始慌了手脚。2月3日,英缅军司令胡敦在腊戍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主力火速入缅。蒋介石态度从容,表示中国军队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第六军接替泰缅边境防务,第五军前出东吁地区,防卫滇缅公路。2月16日,在中缅边境的中国军队再一次作了动员,并下令:“据英方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速派第五军入缅。”25日,蒋介石亲自飞到昆明部署军事,下令第五、六军均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由于交通问题,蒋介石决定第五军第二○○师先期深入缅甸东吁一带,直接增援英军,并构筑工事,坚守东吁,等远征军主力到来。2月下旬,滇缅路运输频繁,车队蜿蜒行进,长达数里,浩浩荡荡,大有我武唯扬,气吞山河之势。

更为重要的是,一心想指挥一支军队在战场上大展拳脚的史迪威,不得不在缅北战事结束后转而通过其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与中共和八路军秘密接洽,这几乎导致了美蒋关系濒临破裂。史迪威曾说过,只要政治清明、指挥得当,中国军队是不可以战胜的。后来的朝鲜战争证明了他的洞见,历史的反讽则在于,那时中国军队的对手恰恰是美军。时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开始了就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深入的反省,诸如赫尔利、魏德迈等“挺蒋派”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一般认为,美国国内的冷战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一、传统派,该派盛行于冷战初期,基本为美国官方意识形态服务,认为冷战的爆发是苏联对外扩张的结果,代表人物为乔治·凯南;二、修正派,随着部分档案的解密和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内左翼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的风生水起,该派达到鼎盛,其力主批判美国对苏对华政策,认为其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后修正派,主张对冷战进行更客观的研究,代表人物为约翰·加迪斯),关于这点,可参看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二战期间中国军队

眼看着精锐大军出国了,蒋介石还是不放心,怕将领们干出蠢事来,于是3月1日亲飞缅北腊戍,同时下令以林蔚为首的中国参谋团指导入缅作战事宜。3日,蒋介石在腊戍召集商震、俞飞鹏、林蔚、周至柔、杜聿明、甘丽初、戴安澜等,开高级军事会议。蒋开头即言:“此次第五、六两军出国作战,因地形生疏,习惯不同,后方组织尚未完成,故亲自前来主持指导。”他再次重申作战方针:“如敌占仰光,且兵力在两个师团以内,则我反攻,若敌有三个师团,我就取守势。如第五军尚未集中,敌军攻东吁,第二○○师应死守东吁,一俟第五军集中,即行反攻。”部署已毕,蒋介石才放了心,打道回府。5日,英任命亚历山大为驻缅军总司令。

事实上,史迪威一到缅甸,英方代表就在3月12日的中英联合报告会上提出,史迪威指挥中国第5、6两军,这与时任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之间的指挥系统不明。正因如此,史迪威第一次会见亚历山大时就闹得颇不愉快,史迪威“由于内心厌恶英国佬,因而是非常警惕的”,而亚历山大则“听说是我——就是我这样一个该死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他颇为吃惊。‘太奇怪啦!’他上下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似的。”当谈到指挥权问题时,亚历山大“完全茫然地看着我”,“同我开玩笑,说我从他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

31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指挥中、泰、越地区的盟军对日作战。拟推蒋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并将设立联合参谋部供其指挥。

美方命令一定,宋子文即电蒋介石,称:“史迪威为其部下最有能力之将才,本拟任为出征军总司令,惟中国事紧要,故派其来华,谅蒙委员长重用。”蒋介石阅完电文,心中思量片刻,决定任史迪威为自己的参谋长,并答应给予史迪威军事指挥权。同时,蒋介石致电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回电表示同意给五亿美元。蒋介石虽未全部满足要求,但也不便再与美国讨价还价,他觉得还是家门口的事重要。5日,蒋介石同意中缅印战区之设立,并与英方接洽入缅助战问题。但英方借口滇缅路交通困难,运输不便,拒绝中国军队主力进入缅甸。蒋介石见大好时机失掉,心中甚急。

www.3983.com 4

蒋介石即第二次下令第五、第六两军准备入缅,同时向韦维尔表示:“如有充分计划,愿以精兵八万援缅。”韦维尔却害怕中国军队入缅会促使“亚洲人的团结阴影越来越大”,竟断然加以拒绝,使正向缅甸进发的第五、第六两军就地停止待命。

这天上午,孙立人乘一辆雪佛兰轿车,来到一一二团防地北侧的空地草坪。车停稳后,孙立人神采奕奕地登上讲台,向全团官兵讲话。他首先庄严地宣读作战命令,说:“我们这次出师缅甸和英军联合作战,共同打日本鬼子,其目的是保卫缅甸,保卫云南,保卫援助我们的国际运输线。形势危机,我们一定要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的部队出国,是代表国家,我们与日本鬼子打仗,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你们打死了,倘若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拼到死。为民族的生存而死是光荣的。”讲话结束,孙立人又召集军官开会,并宣布三条纪律:要爱护士兵,行军沿途要办好伙食,使士兵吃好饭,有病要医治。要好好照顾,不准随意丢下一个人。在作战时,要注意战法。充分利用地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二要严守军纪风纪。不准骚扰老百姓。三是在作战时,不论兵力大小,尽量避免正面战,多运用迂回,侧翼袭击。孙立人讲完,望望诸军官,大声问:“都明白了吧?”军官们齐声回答:“明白了。”

滇缅公路的战略意义

经过美国人居中斡旋,韦维尔终于接受一个中国师入缅。24日,第六军第四十九师刘观隆支队,由英军汽车运到景东接防。

1942年,抗战的第五个年头。1月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与二十六国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字,中国名义上成为世界四强之一。蒋介石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记曰:“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3日,经罗斯福提议,蒋介石又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为加强中美军事联合,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参谋长到中国战区统帅部工作。他通过宋子文对美国陆军部建议,派往中国的参谋长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如果所派的人对中国知道太多,反而会使他不知所措。美国人知道蒋介石的意思是要美国派去一个催促美援的、在中国授意下盖橡皮章的顾问,蒋决不欢迎一个要对中国军队有指挥权的人当他的参谋长。

加之,罗斯福总统考虑到战后,“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强大的英、荷、法帝国也将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为期不远”,届时,填补这一权力真空的,除却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外便是苏联。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美国势必要积极扶持国民政府,以便未来“在同俄国的任何严重的政策冲突中”,国民党中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据敌广播,仰光昨午已被占领。此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个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四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则在缅英军,宜亦由史迪威指挥,以期统一。

戴安澜(1904~1942),原名戴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汉族,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人。因昆仑关一役获得蒋中正"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之赞誉。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3月4日蒋介石在腊戍视察缅甸战局时,便指示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当杜聿明问及“如果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时,蒋介石就回答:“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正式成立,卫立煌、杜聿明分别担任正、副司令长官,正司令长官在卫立煌未到任之前由杜聿明代理。其统帅第5军、第6军、第66军三个军,共辖9个师,总兵力约10万人。然而,第一路军正副司令长官与史迪威之间为何种地位关系却未作任何规定。当史迪威抵达缅甸之后,曾以驻缅中国军队总指挥的名义对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进行了一次礼节性拜访。不久之后,杜聿明又以同样的身份拜访多尔曼-史密斯,总督不解地问杜聿明,为何他与史迪威会担任同一职务?杜聿明诡秘地笑答:“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当是让他指挥军队,其实并非如此。您知道,我们中国认为,让美国人继续参战的唯一办法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要我们这样干,他们就不会造成多大危害。”

毋庸置疑,这两个战区的划分是由中英两国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而定的。但滇西缅北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二者的中间地带,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英两国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敏感的地区又有谁来负责管辖?

缅战初期中英双方就在战略意图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伦敦宁可放弃缅甸,以收缩兵力保卫印度,并将中国远征军作为阻击部队,掩护英军撤退,以图尽量避免中国军队在缅甸造成过大影响;重庆则试图全力保卫缅甸,以保障滇缅公路的畅通。

他训令宋子文就此事与罗斯福总统接洽并转商丘吉尔首相。蒋委员长通过史迪威来掌握缅甸中英联军实际指挥权,将缅甸战场纳入其战略之下的意图不言而喻。然而,精明的罗斯福对此洞若观火,他不愿因缅甸问题而开罪英方,故以“史迪威权限甫得英方之同意”为由婉拒了蒋介石。可是,美方看似中立的姿态却无异于确认了缅甸战场指挥系统混乱的局面,即缅甸战场上的盟军存在着两个互不统属的指挥机构。

从上可知,滇缅公路几乎就成为了中国获取外援的唯一通道,必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在东南亚扩张,兵锋直指缅北,云南遂从大后方迅速变为前线。1941年12月10日,日军击沉英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英军在印度支那附近已缺乏海上力量的保护,缅北已危在旦夕。

展开剩余91%

这样的国际关系直接地反映在缅北战场的归属上。马歇尔上将在其最初起草的备忘录中,建议中国战区的范围“应包括缅甸的东北部,以及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凡是合作国部队可能到达的地方”,而罗斯福总统在审批时,却删去了“缅甸东北部”。很显然,马歇尔此举更多地是基于军事层面的考虑:缅东北对于重庆的特殊的军事意义,以及国民革命军将在缅北担负起主要责任。而罗斯福则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意过分地刺激英国,故将“缅甸东北部”划给南太平洋战区,这等于在外交上重申了英国在缅甸的统治地位。在“缅东北”的归属问题上,军事现实与政治考虑全然背离,正是这种背离预示了盟国之间在缅北战场指挥问题上的矛盾。

www.3983.com 5

他们(杜聿明、甘丽初等人)感到最紧迫的需要就是讨好大元帅,如果我的建议或命令与他们所认为的他的意图相左,他们就会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当我毫不客气地驳斥这些反对意见后,他们就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例如停止某一个团的调动,等到再想调动它时已为时太晚了——或者是干脆不下达命令,或者是下达命令,但在命令中加上许多“如果”和“以及”,或者是在受到敦促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下级军官不理不睬,不去执行,或者是伪装采取行动,然后报告说敌人太强大。……我不能枪毙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仅仅同他们谈话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最终结果就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承担起不利后果的责任。

蒋介石假美国人之手以对抗英国的做法虽然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这远没有为其争来对缅北战场的实际控制权,却进一步造成了缅甸战场指挥系统的紊乱。当3月19日丘吉尔电告罗斯福:“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部军队应有最高的指挥权”时,罗斯福则坚持“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次日,罗斯福又给丘吉尔回电,以“指挥权问题尚未澄清时,他不容许他们全部调到缅甸”为由,建议“指挥权问题在此告一段落”,以搁置指挥权的争端。自此,北战场名义上隶属于南太平洋战区实际上中英两军分属两套不同的指挥系统,这个局面被当作既成事实为各方所接受。无疑,这种“双重指挥权”大大有害于中英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并直接影响了后来平满纳会战的实施。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

亚历山大之所以会说“从他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就是出于这样一种预判:缅甸隶属于南太平洋战区,驻缅一切军队自因归属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节制,既然最高统帅部授权亚历山大指挥缅甸战事,则中国军队理应受亚历山大指挥。况且蒋介石于2月27日在昆明部署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相关事宜时,规定“第5、6两军暂归杜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司令指挥”,既然亚历山大是胡敦的继任者,则他对远征军的指挥是得到重庆授权的,突然从“石头缝里钻出个史迪威”,自然感到掣肘。

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如何划分各同盟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就被摆上了台面。1941年12月22日到1942年1月14日,丘吉尔与罗斯福即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其间,罗斯福就提议成立南太平洋战区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以协调对日作战。1941年12月29日,美英领导人便任命驻印英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为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以蒋为最高统帅。两日后,即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自此南太平洋战区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筹建工作便告展开。

二、连接越南北部与广西的越桂公路。1939年11月,日军发动桂南战役,攻占南宁,切断桂越公路。

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在它困难的时刻,我们没有置之不顾——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政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

在没有能力对中国实施全面占领的情况下,对蒋政权实施全面封锁,切断其获取外援的通道以瓦解其抵抗意志,甚至促成其内部崩溃,成为了日本大本营的不二选择。尽管经历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国仍然没能建设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抗战前夕,我国石油、钢铁、机械、车船等几类重要战略物资的自给率仅分别为0.2%、5.0%、23.5%、16.5%,1936年关内各省石油总产量只有327吨,而仅钢铁一项每年即需进口646474吨。与如此贫弱的重工业生产相对应,中国的军需物品,尤其是武器装备长期依赖于国外进口。更严重的是,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并无弹药储积,至1936年才开始实行兵工建设与械弹储备的五年计划。国内的军工生产根本无法满足战争开支。据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所载中国海关统计报告,1929年到1931年共进口军械军火总值31413078关平两,年均超过1000万两;1932年到1934年,子弹进口净值达33662186关两,年均1122万两。这造成了国民政府抗战异常倚重外部支持的局面,同理,对外交通线也成为了日军攻击的重点。

1942年1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告知美英双方赋予史迪威的职责,其中有一条显得十分巧妙:“在蒋委员长统筹之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委员长自愿交与指挥之某部中国军队,如遇此项军队有在缅甸参加作战之必要时,其作战总计划应受魏佛尔之指示,但实行作战则由美军官指挥”。史迪威来华伊始,蒋便顺水推舟,于3月8日正式任命其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授命其指挥入缅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6军。无疑,蒋介石此一举动,就是要假史氏之手掌控缅甸盟军的实际指挥权。做出这一任命的次日,即3月9日,他去电宋子文,曰:

三、滇越铁路和滇越公路。1940年6月,法国败降于德国,日本便借机威逼维希政府,并于9月抢占越南北部,切断了滇越铁路。

事实上,即便是在中国远征军内部,指挥系统仍然是模糊不定的。把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决不可能放心把作为其嫡系的第5军、第6军交给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外国人”。早在1月,蒋介石收到宋子文通报“美国拟派史迪威中将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电文后,便于1月21日、22日连续两次致电宋子文,特别提请宋子文注意与美方接洽:“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又必须接受统帅的命令而行事”,并特别叮嘱宋子文,此乃“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抗战初期,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通道大概有五条:

缅北地区久沐华风,胡康盆地喀钦、那家、撒族等民族都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诸葛亮《出师表》中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泸水”即怒江,有人甚至考证,“不毛”并非形容土地贫瘠,其实是“八莫”音转。据孙克刚将军遗著《缅甸荡寇志》中所载:部队在距八莫七十多里的庙堤发现了明万历十二年三月所刻的碑碣,上载明代征西将军刘綖与当地土司誓众的誓词。时任200师师长的戴安澜将军在1942年3月4日的日记中附诗两首,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并注曰:“武侯南征北返,缅人留之,武侯慰之云:我还重来。缅人询以重来之期,武侯指缅中不开花之草云:此草开花,余重来矣。自武侯回国后迄今,所指之草并未开花,去岁忽然开花,而缅人亦早知王师应到达矣”。全诗豪气干云,足见戴将军但求一战的期待。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缅北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国的联系。

中国远征军军容

五、滇缅公路。

史迪威抵达缅甸前线后,计划主动出击,以第5军主力协同驻扎在同古的200师,夹击来犯的日第55师团,而远征军第一路军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则认为现实形势下,攻击部队已不可能按计划达到预定位置,故应放弃同古。二人争吵不休,最终杜聿明越级上报蒋介石,由蒋拍板命令200师于3月29日撤离同古。史迪威对蒋介石频繁地直接干预指挥极为不满。他曾在日记中对此事抱怨道:“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说‘做好进据仰光的一切部署’;他在接到一份悲观的报告后,又下令在彬马那就地驻扎”。对于重庆的直接干预,史迪威当然可以置之不理,然前方华军将领则不免于奉若圭臬:

另一方面,欧洲战场更牵动美国,在“先欧后亚”的战略中,英国的地位是不能有丝毫折扣的。两难的处境使美国在战争伊始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力图在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前提下协调中英关系。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在华盛顿时(指‘阿卡迪亚’会议期间),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重要”。

蒋介石在复电罗斯福,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两日后,即1942年1月4日,就电示远在美国的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请罗斯福总统指定一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并着手组建参谋部。对于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人选,蒋大体有两个要求:“1.其军衔必须是中将以上,因为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所派代表均为中上将级;2.此人不一定非要熟悉东方故实,只要其有品行与热心即可”。据此,宋子文向美国陆军部提议“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毋庸置疑,对中国情况了解越少,则越有利于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当然“希望接受一个在别人的授意下盖橡皮图章的顾问,他只帮助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的现状”。蒋介石邀请美国人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并负责组建参谋部的真实用意,不外是借美国人之手以提高自身在盟国中的地位,以便在与英方的博弈中占据优势。然而,精明的美国人却不可能不明不白地花冤枉钱。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蒋介石而言,史迪威远非合适的人选。

3月24日,亚历山大飞往重庆会见蒋介石,重申其对入缅中国远征军指挥权。这时蒋再次玩弄政治手腕。他对亚历山大许诺“全部缅甸战局,应仍由将军指挥之,史蒂威尔部下之中国军队自亦包括在内”。同时让夫人宋美龄出面送给史迪威一张便条,告之“在华盛顿方面进一步发展之前,缅甸最高指挥权将交给亚历山大”。3月28日,志得意满的亚历山大在眉苗面告中国远征军参谋团长林蔚:“已在渝决定,以本人为在缅作战之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指挥。”然而,亚历山大对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却只是蒋介石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驻缅中国军队参谋团和各部队始终没有正式接到这一命令。

然而,其时缅甸尚处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缅北人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无疑会造成英方顾虑。伦敦方面深忧华军入缅作战可能激发缅甸民族主义情绪,不利于维护其在缅甸的殖民统治。罗斯福派到印度的特使约翰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为守住缅甸而欠中国的情或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让步”,他们“想既收复缅甸又不对将来的政府形式承担任何义务”。丘吉尔在劝说魏菲尔同意中国军队入缅支援英军时,也不无担心地表示:“在这一切(华军入缅打通滇缅公路)后面,亚洲人团结的阴影幽然出现,这又会使我们必须排除的种种灾难和挫折更严重起来了”。对英国人而言,允许中国军队赴缅参加对日作战,不啻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这让作为中间人的美国政府十分犯难。一方面美国人意识到对日作战中不能不倚重于中国军队,以牵制日本大部分有生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两天后,《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便满怀憧憬地说,美国“决不是孤立的”:

一、海路经香港、广州,转粤汉铁路,这条补给线在武汉、广州失陷后,已完全被切断。至此,西南交通线之于中国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愈加重要。

导读:2014年9月3日,国家公布了首批抗日英烈名录,戴安澜将军名列其中,成为了中国远征军牺牲将士的代表。1942年上半年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是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人首次大规模、成建制地踏出国门,其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其中,第五军、第六军皆为蒋介石主力部队,可谓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却落得兵败野人山的结局。戴安澜将军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扼腕叹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这里仅就中国远征军指挥权之争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史迪威的怨言更毋宁说是对中国远征军指挥权责不明的写照。这种权责不明导致了驻缅中英联军有着两套不同的指挥系统,相互扯皮,贻误战机。并且,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内部的指挥权责也十分地不明确,经常出现史迪威、杜聿明以及后来的罗卓英之间各行其是的现象。所有这些都直接造成了平满纳会战的夭折,以及远征军在东线的溃败。

本文由www.3983.com发布于www.3983.com,转载请注明出处:1942年远征军兵败缅北谁之过,1942年中国远征军兵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