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战役,国民党彻底退出中国大陆舞台国民党

1949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西南军政副长官”胡宗南辖下的6个兵团,在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之下,其中5个先后宣布起义,仅李文第五兵团仍负隅抵抗。同日,解放军向这个兵团盘踞的成都地区发动总攻,仅用1天,即将其歼灭,并俘虏了兵团司令李文。成都被克。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就此覆亡。

西南战役

张群1949年1月担任西南行政长官之后,很快到四川上任。他把“团结、自卫、自给”作为自己施政的三大要旨,想竭力稳定西南形势。这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正调集雄师百万,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和谈破裂,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全体和谈代表滞留北平,多数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1949年4月17日,李宗仁见自己无力控制局势了,于是致电蒋介石,请求他重新担任总统。蒋介石回电要与代总统李宗仁及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张群也从西南飞赴杭州参加了这次国民政府最高决策会议,以应付最后的危局。这时候,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压力之下,国民党的这些首要人物最后决定采取强硬态度,顽抗到底。他们表示,要与中共对抗到底,要联合国内“民主自由”人士,要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军队指挥,要加强国民党内部团结,改善党政关系。会议还决定李宗仁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的代总统,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委员长,并且宣布与共产党和谈已彻底崩溃,政府迁往广州,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对于蒋介石的决策,张群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在接受了蒋介石的再三嘱托之后,他匆忙返回西南,布置西南防务去了。杭州会议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2日,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并在24日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等匆忙出逃,南京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张群回到重庆以后,不断地宣传团结,呼吁各方势力团结一致,共同应付危局。可是川、康、云、贵四省首领各有打算,使得张群焦急万分。8月24日,蒋介石从广州赶到重庆,与张群商谈确保大西南的方案,他们认为陕西的关中、宝鸡一带已经失守,陇海路也已经被中共所控制,并且中共正在进攻秦岭一带,因此他们判断中共主力应该会从川陕公路进攻四川,而不会走地形险要的两湖西部和四川东部。于是,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领三个兵团重点防守川北,罗文广带领第15兵团增防陕南一带,并调杨森防川北。8月29日,蒋介石主持了西南军政会议,召来了胡宗南、宋希濂及各兵团司令,还有各省主席、各边区军政负责人,听取西南防务现状及对策“汇报”,张群指定自己的代参谋长刘宗宽作“情况判断”汇报,但他自己不知道,其实刘宗宽早已投奔了革命,心向共产党了。刘宗宽迎合蒋介石的判断,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必须加强对胡宗南部的支持。报告得到胡宗南的大力呼应,也更加坚定了蒋介石的判断。最后蒋介石沉重地强调了保存西南对于国民党的意义,西南地区地形险要,人力、物力充足,足可以成为复兴的基地,将成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一个坚固据点。接着,他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退居西南、最终胜利为例,鼓舞下属的士气。然后他做出以陇南、陕南作为决战地带,重点防御川北,并要求各部听从张群的指挥,取得胜利。 当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具体负责解放西南的战事,刘宗宽向他们报告了重点防御川北的布置,建议从川东进攻,并把蒋介石搞的川东防御部署的具体情况,以及存在的漏洞详细报告过去。其实,毛泽东早已做出了大迂回、拦腰截断大西南的战略部署,刘、邓、贺得悉蒋介石方面的情报之后,决定将计就计,佯装进攻川北一带,而实际上主力迅速南下,准备从川东的两湖一带发动攻势。最终,解放军突然从湘西西进,直出贵州,占领了川东、川南,拦腰截断了国民党的大西南防线。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川湘鄂绥署主任宋希濂、川鄂边绥署主任孙震、贵州绥署主任谷正纲等人连连向重庆告急,张群听了各方的报告,大惊失色,按照他们原先的判断,解放军主力将从川北方向进攻,可现在解放军却在东部发起了攻势,并且势头强劲。张群心里难以决断,无法确定是主攻还是佯攻,而此时,正值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蒋介石父子飞往台湾,去宣慰他们所谓的“金门大捷”了,所以重庆方面的事情张群也不好妄自作主。沉默一会儿后,张群让长官公署参谋长联系胡宗南的消息,胡宗南告知张群目前川北方向未见解放军发动攻击的迹象,秦岭、大巴山防线安若泰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张群进一步分析:假如东线是佯攻,那么,解放军的主攻也将很快在北线发起,假如北线过一段时间仍然没有动静,那就说明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就在东线。因此,张群非常关心北线的情况。十几个小时以后,川北方向仍然没有动静,张群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部署出了问题,解放军的确在东线发起了主攻。于是当即让刘宗宽发出三封电报,一封是发往台北,告知蒋介石“西南防线”的东部情况,请他火速返回重庆坐镇指挥。第二封是发给东线三位绥署主任和四个兵团司令官的,要求他们死守,为“党国”复兴保住基地命脉。第三封发给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令该兵团由川北东运綦江,准备增援宋希濂集团。他哪里知道,他的参谋长早已不是他的人了,他这三封机密电报,很快也到了中共手中。结果川东部署迅速瓦解,前去支援的罗广文部在白马山一带遭到解放军伏击,被歼大半,余部溃散。11月26日,刘、邓大军向重庆挺进,11月27日,国民党见重庆已没有守住的可能,蒋介石便授权国民党特务,对白公馆、渣滓洞及新世界监狱的“政治犯”实施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大惨案。29日和30日,人民解放军先后占领了长江南岸各渡口。30日凌晨,蒋介石沮丧地匆忙乘机逃离重庆,张群飞往成都,企图作最后的抵抗。临行前,他还不知道刘宗宽的底细,将率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给了他。而刘宗宽命令总务处长率队先行,自己则躲了起来,投向了人民解放军。11月30日下午,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 重庆解放以后,成都已经是门户打开,蒋介石和张群知道,成都也是危在旦夕了,于是商议进一步的退路。他们认为,云南一带地处边疆,靠近越南、缅甸等国,据守有着诸多有利条件,于是打算退往云南。但是,云南地方实力派向来对蒋介石有防范之心,与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因此,蒋介石试图利用张群和云南省主席卢汉的私人关系,到云南说服卢汉腾出昆明,让国民党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和西南长官公署迁到昆明。张群领命后,于12月7日飞赴云南。 当时云南革命活动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卢汉与当地的中共武装力量已经有所接触,已有了准备起义的打算。此时,蒋介石命他“进剿”中共在云南的“边纵”武装力量。卢汉为了应付,表面上调动部队前去“进剿”,而实际上派第93军军长、自己的内弟龙泽汇暗地里到石林五棵树村与“边纵”副司令朱家璧会晤,并通报了“进剿”情况,还带去了枪支弹药支援“边纵”,商议准备近期采取行动。所以,张群到昆明与卢汉商谈搬迁事宜的时候,卢汉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绝搬迁,并提出需要大笔搬迁费用和大批武器后才能搬迁为理由,回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张群只好在12月9日回成都,向蒋介石汇报卢汉的情况。蒋介石立即面授机宜,让张群返回昆明控制局势,安抚卢汉。 随着国民党战事的一败涂地,虽然张群与卢汉尚未谈妥搬迁事宜,国民党许多中央机关已经溃逃到了云南,有的已经挤进昆明,整个昆明人满为患。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汤尧带了一万多人马到了曲靖,也想进入昆明。而蒋介石也已经察觉到卢汉近期会有行动,在派张群前去安抚的同时,又准备派第八军军长李弥调一个师的兵力进驻昆明,监视卢汉,甚至在考虑毛人凤提出的除掉卢汉的建议。因此,局势非常紧迫,卢汉决意起义。 12月9日晚上,张群返回昆明后,卢汉便以张长官回到昆明、召开会议的名义,向驻昆明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各军各单位发出开会通知,特别列出在昆明的沈醉、李弥等七个重要实权人物的名单,令其到卢公馆开会。七人遵令按时到会,卢汉便将他们全部扣押,同时软禁了张群。按照12月9日事前的约定,卢汉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分别在云南昆明、西康雅安、四川彭县同时宣布起义。 扣留这些国民党高官以后,卢汉派人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一起参与起义,沈醉审时度势,表现积极,当即签字表示愿意起义,第八军军长李弥最顽固,但是最后也无奈地签了字。张群被软禁以后,知道处境危险,就想利用自己与卢汉的个人关系,谋一条生路,于是写信给卢汉,回忆旧日交情,表示以后不再过问政治,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到香港做一个寓公。12月10日下午,卢汉派云南省代主席杨文清前来劝说张群一起起义,张群向杨文清表示了个人的难处,他说我也同情你们的难处,你们起义我也可以理解,国民党的败局确实无法挽回了。对于蒋先生的所作所为,我也有不满的地方,可我早年就参加了国民党,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有自己的难处,不能和你们一起起义,这个请你们理解。请你转告卢汉,就算是你们将我交给共产党,我想我与中共高层也有一些交往,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希望他念在旧交,把我放了,我以后就到海外,做个寓公,不再过问政治了。卢汉听了杨文清的回报后,决定放了张群,并给他一封短信说:“此次明公来滇,任务至重,大势已去,以是公情私谊,惟有送公赴港,无以报德。”正巧法国寰球公司有架飞机离开昆明,卢汉就安排张群上了飞机,飞赴香港,这次是张群仓皇离开大陆,再也没有回来。他当时的心情,我们已经无法推测了,也许既有被释放的庆幸,也有一败涂地的苦楚。飞机中途遇雨,当晚在越南海防降落,第二天到达香港。张群当然没有留下来当寓公,而是乘船前往台湾,回到蒋介石那里去了。1950年,周恩来总理对卢汉释放张群一事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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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至12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一部配合下,对西南贵州、四川、云南、西康数省内国民党军的进攻战役。

导读:新中国成立时最让蒋介石意外的恐怕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精心布置潜伏的庞大特务网迅速土崩瓦解。这和卢汉的起义有直接的关系。

11月底,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在西南战役中被全歼。

4至10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华北全境、华东大陆和西北、中南大部地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由广州迁往重庆,国民党军残存于大陆的胡宗南集团和白崇禧集团分别向西南各省区和广西集中。盘踞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3个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部5个兵团等部,总计37个军约45万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大批土杂武装。国民党政府企图依靠这些力量,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便争取时间,组建新军,伺机实施反攻。迫不得已时,向西康、云南退却或逃往国外。

协助公开战场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分别宣布率所部起义,云南、西康宣布和平解放。至12月,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行动已完全失败。

为了全歼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确定以第二野战军由湘西、鄂西地区直出贵州,挺进四川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张群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位于广西地区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的联系;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首先以积极行动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境守军退往云南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然后两部协力聚歼川境守军。遵此,第二野战军确定:以第5兵团之第16军、第17军、第18军和第3兵团之第10军直出黔北,迂回川南,切断国民党军退往云南道路,协同第3兵团主力作战;第3兵团第11军、第12军和第四野战军第47军、第50军、第42军及湖北军区部队,首先歼灭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集团于鄂西地区和川东、黔江、彭水地区,尔后西进江津、泸州,会同第5兵团歼灭重庆地区国民党军;一待上述任务完成,即会同由陕入川之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围歼胡宗南集团于川西地区,占领全川。

当时秘密战线在战场上的对决主要反映在蒋匪军主力集中的西北和西南。秘密战线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进攻中的解放军尽快突破蒋匪军防线,消灭继续顽抗的敌军。

12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成都召开会议,决定将“政府机关”迁往台北。XLW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地段上对国民党军实施多路攻击。经连日兼程追击,第5兵团和第10军于15日、21日先后占领贵阳、遵义,拦腰切断国民党军西南防线。与此同时,第四、第二野战军各一部向国民党军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集团发起钳形合击,19日至21日,在咸丰东北地区和白寿渡歼其第14兵团全部,宋希濂集团第20兵团渡乌江西逃。

1947年秋,我党西北地下情报网遭到破坏,大批情报人员被捕。但我党很快又建立起了新的地下组织,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情报小组就建立在胡宗南所部的电讯机要部门。从1949年2月起,这个情报小组用胡宗南所属部队的三部电台同西柏坡联络,很多情报甚至直接送到了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战场领导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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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坐镇重庆的国民党军政首脑蒋介石察觉解放军由鄂湘西进川黔迂回重庆、成都的企图,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令第20、第15兵团在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布防,以迟滞解放军前进,掩护胡宗南集团南撤。基于这种情况,刘伯承、邓小平令第5兵团主力和第10军迅速经黔西北向泸州、宜宾前进,令第3兵团和第47军等部立即强渡乌江,进至南川地区,围歼国民党军第15、第20兵团。遵此,第3、第5兵团主力以迅猛动作对国民党军实施迂回包围,11月28日,第3兵团主力和第47军将国民党军第20、第15兵团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前来增援之国民党军第1军一部。29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逃往成都,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12月8日,第3、第5兵团主力和第47、第50军等部分别进至内江、铜梁、广安、万县、自贡、荣县地区,至此,国民党军向黔、滇之主要退路已被切断。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我第一野战军进行了“扶战役”,先以一个军的兵力,从胡马联军接合部穿插迂回到敌军背后,形成合围后,发起全线总攻。这个情报小组在战役打响后,利用所控电台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胡宗南下达的作战命令先发给西柏坡,然后想方设法拖上几个小时再发给胡宗南所部;二是有意干扰与马军的电讯联络,使得马军无法增援。此役一举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完全解放了关中,为解放大西北和进军大西南奠定了坚实基础。

9日,国民党军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所部分别在云南昆明、西康雅安、四川彭县通电起义。10日,蒋介石等人逃往台湾。11日,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分别由川东、川南西进,至20日进至遂宁、眉山、丹陵、邛崃、大邑一线,完全切断了川境国民党军的退路。与此同时,第18兵团等部在秦岭地区以积极行动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胡宗南集团南撤后,第18兵团在贺龙、周士第的率领下,于12月3日兵分三路日夜兼程,追击南下,于27日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此,聚集成都及其周围以胡宗南部为主的国民党军数十万人被全部包围。至26日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被围之国民党军第7、第15、第16、第20兵团宣布起义。由崇庆、新津分两路突围之国民党军第5兵团除一部逃往西昌外,其余被第二野战军歼灭在邛崃、大邑一线。27日,国民党军第18兵团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

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解放大西南时,得到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中将参谋长刘宗宽的暗中大力协助。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从广州迁逃重庆后,企图依靠盘踞西南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为主力,凭借西南地区的险要地势,与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如战局不利则可退向西康和云南或逃往国外,依靠外援,东山再起。蒋介石在制定其防御战略时认为,川东地形复杂,路途艰险,不利于大兵团行动,解放军选择此处入川的可能性不大。川北的陕西和甘肃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根据地,交通比川东发达,补给方便,解放军极有可能由陕南和甘南入川。于是,他亲自调兵遣将,在川北集结重兵。不料第二野战军恰恰隐蔽地从湘西、鄂西、黔北蒋军兵力空虚的川东入川,直逼重庆,使得蒋介石措手不及。

诱导蒋介石对防御方向作出错误判断的就是刘宗宽。他作为制定战略的参谋长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诱导战略错误。他在战略构想时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因此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加强对防御川北的胡宗南部的支持。这一建议正中胡宗南下怀,因此得到其大力支持,从而顺利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二是暗留“后门”。川东防御也是刘宗宽部署的。从图纸上看,也有许多部队,其实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散兵游勇。二野主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与建议,从这里未受阻挡就进入川东,而后直插重庆的。三是干扰蒋军从川北回防。他利用职权使蒋军主力罗广文部在川东与川北间疲于奔命,尚不及喘气就被击溃。尤其在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帮助解放军赢得了时间。

策动起义

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作战的基本原则,就是运用毛泽东确定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战斗。首先就是决不放过一切机会和可能用北平方式争取和平解放。为此,中共中央在1948年专门作出决定,责成中情部主管对敌策动起义工作。这样,策动蒋军起义,尤其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整地区整建制地策动起义就成为当时的重头戏。在这些起义中比较着名的有: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起义,“两航”起义和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起义。

程潜、陈明仁起义。程潜在国民党中资格老,又是当时长沙的主要负责人。陈明仁则直接掌握着长沙的守军。从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湖南省工委、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和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就不断派人做程、陈二人的争取工作,并卓有成效。有意思的是,程、陈二人对起义有两大顾虑:一是担心不能得到谅解,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文字保证;二是与前线的第四野战军素无交往,担心长沙解放时受到人格侮辱。为此,华中局社会部专门派员,携带毛泽东致程潜的电报和林彪给程、陈二人的亲笔信赶赴长沙,才最后打消了他俩的疑虑,促使其于1949年8月4日通电起义。

刘文辉等人起义。刘文辉等是国民党四川地方实力派的高级将领,曾经积极堵截过红军长征,但在抗战期间又与中共中央有了联系,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有了一定的认识。经过多年的交往和争取,双方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之时起,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刘文辉的争取。1949年10月18日,刘文辉终于发电请示周恩来,该如何配合解放军的入川行动。11月间,解放军对四川之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对刘文辉等人所部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宣布起义。朱德特地致电,欢迎他们参加人民阵营。

卢汉起义。卢汉起义是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中共华南局,尤其是中共云南地下党长期进行统一战线的结果。1949年2月下旬,卢汉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递交了他致毛泽东、朱德的信,表示反蒋的决心。5月11日,中共中央要求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谈判。同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争取卢汉起义作出指示,指出卢汉如能于解放军进入云南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的立场,云南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序列。1949年1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进军云南的命令。12月9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的卢汉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卢汉起义中最为精彩的一招是软禁反动派将领。当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统资政的张群飞抵昆明,打算安抚卢汉,以稳定云南局势,守住云南这块“反共基地”。卢汉乘机软禁张群,并利用张群的名义,召集中央军的两名军长、宪兵司令、空军司令以及军统云南站站长等握有实权的重要头目开会,以“商讨反共复国基地建设大计”而将其软禁,同时还接管了国民党驻滇的各种机构。西南各地随后也纷纷响应起义。

12月11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卢汉,指出卢汉率部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解决云南问题,即盼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同时指示卢汉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执行约法八章和刘、邓发布的四项公告,肃反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等。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并切实执行。西南重镇昆明与西南地区就此和平解放。

此外,1949年11月发生的“两航”(指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也产生了重大的连锁反应,使得国民党政府的驻港机构大批起义。

解放战争共消灭蒋军800余万,其中1/4约180万和平起义,对瓦解蒋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摧毁潜伏特务网

新中国成立时最让蒋介石意外的恐怕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精心布置潜伏的庞大特务网迅速土崩瓦解。这和卢汉的起义有直接的关系。

卢汉在起义前之所以能够成功诱捕国民党在昆明的不少关键人物,是因为在发出的会议通知单上盖了张群的私章。作为交换,卢汉在起义的第二天就把张群送去了香港,还他以自由。

军统云南站站长兼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少将处长沈醉在接到当晚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后,颇感担心。但刚到昆明布置潜伏任务的西南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抢过通知一看,忙说:“没错,这是张群常用的图章。这一下你可放心去开会了。”有了上司这样一句话,沈醉就只能前往,结果做了俘虏。

沈醉被扣后在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名,还检举了当日正途经昆明准备飞台湾的徐远举、西南区副区长兼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少将处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和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使他们被卢汉扣押。此外,还有一批中统系统和军事情报系统国防部二厅的关键人物也同时被捕。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关键人物,共20余人。审讯的结果,不但弄清楚了国民党政权在溃逃台湾前夕所制定的“四大计划”,还基本掌握了三大特务系统在大陆潜伏的特务网络。这些极其重要的情报被迅速送达有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大批特务,尤其是各级特务组织的负责人纷纷落网,使得众多特务组织顿作鸟兽散,破坏力也大为降低。

到1949年底,大陆只有38个特务组织与台湾还有电报联系。这就迫使台湾的保密局不得不新派遣大批特务以加强对大陆的破坏。但由于失去了组织系统的支持和掩护,这些派遣特务也很快束手就擒。可见国民党潜伏在大陆上的庞大特务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已经分崩离析,至于在随即开展的大肃反中就更是无处藏身。此外,大陆上数以百万计的政治土匪也因为失去了国民党特务骨干的指挥、联络和供给,变得人心涣散而不堪一击,在短时间内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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