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周恩来诞辰周

在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3月5日 (农历二月十三),周恩来诞辰。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新中国也为他提供了在外交舞台上展示才华的机会。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在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历程中,周恩来一直是处于中心的人物。他的外交实践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正确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外交工作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面对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开拓进取,沉着应对,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伟大的外交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并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和实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外交的决策者。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代世界的总体特征和国际总体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的外交路线和国际战略,并在外交实践中制定了系统的外交方针、政策和策略,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当代世界主题作出新判断 邓小平同志从80年代初期以来,对和平与发展这个命题曾集中和反复地作出多次精辟的论述,这一系列论述的实质意义在于对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作了科学概括。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不仅揭示了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意义,指出了南北问题在和平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还深刻论述了和平与发展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制约。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它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为我们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科学外交决策提供了理论武器。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标志,国际局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激烈、最复杂和最深刻的变化,世界处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我们急需对世界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又及时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些思想是我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对于我国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的特征以及制定正确的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对中国的外交地位作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定位 邓小平首先明确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一判断使我们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认识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中国目前仍然是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300美元;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因此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其次,正确判断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既不狂妄自大,又不妄自菲薄。他指出,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信这个话,我们对自己的力量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冷战后,有人把前途看得一片黑暗,认为中国国际战略地位下降,但邓小平仍把中国看做重要的一极力量,他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三、确立了中国的外交目标和基本任务 这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跨世纪的中国外交战略总目标。中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就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的外交任务。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特别是冷战后初期,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环境。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跨世纪的经济目标。中国对外政策的经济目标是对外开放,加强经济交往。邓小平指出,对内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变,到那时即使是变,也只能是变得更加开放。 四、制定和丰富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策略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制定了许多新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主要包括以下5点: 1.不与大国结盟和建立战略关系。按照邓小平的话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的。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80年代初,中国根据新的形势,明确宣布: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2.探索新时期解决国内外争端的新途径。针对祖国统一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主张,并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他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对解决历史遗留的周边争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3.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的外交政策,既要服从我国的国家利益,又要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这一套政策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党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在会见来访的斯里兰卡外宾时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随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思想多次声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 5.提出“二十八字方针”。这二十八字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遇到了复杂的国际环境,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当时邓小平同志告诫人们,需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后来,邓小平同志还告诫人们要韬光养晦,千万不要当头,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邓小平一方面指出要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二十八字方针”对于帮助中国渡过冷战结束后的困难时期起了重大作用,即使到今天也仍是正确的。 总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正是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指导下,我们不断调整外交政策,制定新的正确决策,为我国开拓外交新局面和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做出了贡献。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不仅指导中国在80年代取得对外关系的大发展,而且指导中国经受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势利导地开创了大好的外交新局面。新时期的外交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英明正确和富有远见的,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中国外交焕发出新的风采和光辉。

1898年3月5日(距今120年)(距今已120年),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12岁离开淮安县去沈阳读书,15岁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在漫长的革命旅程中,他不仅对我国人民的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成为享誉世界的伟大的外交家。

新华网文章:毛泽东是新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他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并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风貌

金沙澳门官网 1

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金沙澳门官网,作为新中国外交奠基人,周恩来在建国前就明确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他精辟地提出,实现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在于“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①

钱其琛外长在1989年“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上,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

周恩来不仅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主张,而且探索了实现这一主张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必须摆脱旧的外交传统,创建新型外交。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提出,共产党人办外交,要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中国的新人典型”,必须反对近百年中国外交史上“排外”与“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善于向外国人的长处学习,善于与外国人合作②。解放战争期间,他进一步提出:从事外交工作“必须打破资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③周恩来的这些思考为开创新中国外交事业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一、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

(一)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

解放战争后期,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提上了中共中央议事日程。在制订外交方针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如何在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保证新中国的诞生和巩固;第二,怎样才能割断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消除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的烙印,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对外关系。制订外交方针的过程是,首先由周恩来在一些重要方面做出尝试和突破,随后毛泽东作出统领全局的决策并构筑起整个政策的框架,最后再由周恩来加以充实并付之实行。

二、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伸到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面地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的外交划清界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他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

展开剩余92%

三、提出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政策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政策;

“另起炉灶”的涵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曾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师哲:《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等大城市,如何处理外国领事馆成了最为敏感的外交问题。11月10日,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东北局电提出:对英、美、法等国的领事馆“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为普通侨民的方针”④。这一方针的实质在于不承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1949年1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时,周恩来指出:“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⑤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份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文件把“不承认”方针固定下来,并指出这种作法的目的在于使新中国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有利于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防止帝国主义以各种手法干涉中国内政,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⑥。稍后,毛泽东把上述政策思想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精辟地概括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⑦。6月底,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申明新中国将实行对社会主义的“一边倒”。与此同时,周恩来完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拟工作,用法律语言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至此,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四、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因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更加全面地把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总结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世界人民”六条方针⑧。在阐述这些方针时,他强调指出:“‘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而宣布“一边倒”,“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⑨。

五、提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正确结合的论点,作为外交工作中处理本国利益同其他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

(二)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内政

新中国的外交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要求。不过,在具体处理与美、英等国的关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仅具有原则性,也具有灵活性和现实精神。他们确定了不急于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方针,但执行时留有余地。周恩来在提出这一方针时就指出,这是为了取得外交上的主动,并不等于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⑩。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仍未离去。根据这一动向,毛泽东提出:“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1周恩来说明,美国正在试探中共的动向,我们既不完全断绝和它的来往,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我们一定要使美帝国主义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12。应司徒雷登要求,黄华于五六月间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并同意他前往北平,中共领导人准备与他会面。然而,美国最高当局很快作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决定,这意味着美国最终关上了同新中国交往的大门。

六、重视国际经济关系,主张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以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经济繁荣;

雅尔塔体系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美苏两极格局的时代。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的新中国独立自主精神,一方面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在与苏联结盟过程中表现出来,这是更加深刻和更为可贵的。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13

七、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

建国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毛泽东选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这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的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主义的做法。当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与苏联结盟是中国领导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自主选择。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指出,要慎重对待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有的条约要废除,有的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保持14。对于中苏旧约,新中国领导人最初虽向苏方表示可以继承,但心底里却认为它也包含着不平等的一面,按照“另起炉灶”的方针,理应重新签订。毛泽东于1949年底至1950年初赴苏联访问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苏方出于各种考虑仍想维持旧约。经过毛泽东力争,斯大林才改变初衷,同意与中国签订新约。然后,赶赴苏联的周恩来就一系列具体问题与苏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在双方各有所让步的情况下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议15。中苏新约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这一条约基本改变了中苏两国原先的不平等关系,中国收回了国民党政府丧失的一些重大权益,获得了一个强大的盟国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孤立,并得到了宝贵的外来援助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中苏同盟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苏结盟之后,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周恩来经常提醒说,我们对苏联不能盲从,不能依赖它的援助,不能没有批评,我们“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16

八、从传统哲学中汲取营养,提出一整套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策略和外交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承认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并先后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施行军事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使新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进入70年代,美国政府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于是便有了1972年尼克松登门访问中国。经过20余年的较量,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寻求和平共处,倡导五项原则

钱其琛指出,贯穿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各个方面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可以说是一种品格,一种作风,归根到底这是一条思想路线。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总是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提出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勇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

在创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时, 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1954年至1956年是中国外交最成功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周恩来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中国外交也明显地带着他的风格。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新战争可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17。据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抓住和平问题、抓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求同存异,灵活应对,先后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开展多边外交,为争取国际形势走向缓和,为争取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可以说,新中国是打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的,而周恩来也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卓越政治家和外交家。

在研讨会中,钱其琛还谈到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态度鲜明,以理服人;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实事求是,说话算数;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谦虚谨慎,虚心好学。

(一)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在战略安全方面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是,防止美国继从北部边疆威胁中国之后,又从南部边疆威胁中国。通过1954年春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运用外交手段,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力排众议,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5页。)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日内瓦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中、美、苏、英、法)之一的地位和身分参加。会前,周恩来估计,会议要在朝鲜问题上取得进展已很困难,会议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印支问题。假如能实现印支停火,恢复和平,那么美国在亚洲就再找不到制造战争借口的地方了18。在他主持下,中国代表团于会前拟定的方针是,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或个别性的协议,力求不使日内瓦会议无结果而散19。日内瓦会议开始后,正如周恩来所料,由于美国蓄意破坏,有关各方未能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为此所作的真诚努力,博得不少国家代表的称赞和好评。在随后展开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抓住法国政局变动的机会,适时调整策略,在越南、法国、柬埔寨和老挝等有关各方之间斡旋,打破了僵局,最终促成除美国外的有关各方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美国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显得十分孤立。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结束了法国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推迟了美国直接武装干涉印支的计划,使国际形势得到进一步缓和,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也得到巩固。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与柬、老两个近邻的关系有了良好开端,中英关系有所发展,中国同法、美两国也有不同程度的接触。

之后,毛泽东在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

参加日内瓦会议也是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寻求具有广泛意义的和平共处的重要一步。根据这次会议的经验,周恩来提出了“建立和平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他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与建国初期的提法“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不同,“和平统一战线”基本是以中国国家安全为中心设想的,它包括的范围也远远超过和平民主阵营。周恩来说明,这个统一战线基本是建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且要争取主张和平的国家,影响希望维持现状的国家,孤立和分化以美国为首的战争集团”20。由于这一政策的提出,中国从事外交活动的范围扩大了,方式也变得灵活多样了。

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

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首先是同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为此需要制订同这类国家交往的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应运而生。其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依据“中间地带”的观点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不是全新的东西;周恩来的创造和贡献表现在他把这五条结合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这是他运用独特的“求同存异”的哲学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探索的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周恩来曾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作为整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他所找到的,能使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接受,并可以在其中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以达到“共存共荣”的“共同点”。第二,具有法律性和道义性。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周恩来经常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诫条;他倡导的五项原则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特点,即法律约束和道义约束的合一。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法律约束,它被写入中国与外国签署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协定中;同时,它也是一种国际道义约束。周恩来倡议,各国应遵照和平共处的原则实行对等的自我约束,并互相监督21。第三,具有多种形式,可以突破建交或未建交的束缚。正如周恩来所说:按照这一原则,“对于那些已经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竭力发展和巩固同他们的友好关系。对于那些还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也不放弃机会来同他们增加接触,改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持的观点。他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制止战争的决心。

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全局来看,它是新中国突破美国的遏制和孤立,发展对外关系的有效手段;从长远来看,它构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政策。此后40余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只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而任何对五项原则的违反,都对和平事业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

(二)“和平为上”

继日内瓦会议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于1955年4月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又一次在举世瞩目的国际会议上登场亮相。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这是最精彩的一幕,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通过这次会议显示出非凡的活力。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中国打开了通往亚非国家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缓和国际局势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

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会议期间,各国之间最主要的分歧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究竟应如何处理与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一些国家的代表赞成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主张亚非国家应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另一些国家的代表将共产主义视为主要威胁,主张参加以美国为首的条约体系,同社会主义国家对抗。一些国家的代表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在发言中也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当整个会议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政治思想大混战和当会议难以达成最后协议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先后两次登台讲话,将会议引上正确的方向。在第一次发言中,他说:中国“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指出,亚非各国之间共同的基础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与会各国应为此“团结起来”。在第二次发言中,他说明,中国“反对对立性的军事集团”,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实现“集体和平”。他综合了与会各国的共同意见,提出了作为中方议案的“和平宣言”,并巧妙地解释了中国的各项对外政策,使有关国家感到放心23。周恩来温和而睿智的发言打破了僵局,促使争论各方达成协议。会议最后确定的十项原则,就是在中国代表团提案的基础上形成的。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的谈话》。)

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会议功德圆满地结束与他的这一才干是分不开的。通过周恩来的言谈举止、作风人格,一些亚非国家的代表开始消除对新中国的偏见、疑虑、误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信任。正如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斯·马立克对周恩来所说:虽然我们在有些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整个会议对你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24。

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表明,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如果诉诸于武力,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为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奋斗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主要解决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只同少数西欧国家和亚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实现了飞跃,同大部分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同拉丁美洲国家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方面实现了突破。70年代上半期,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普遍正常的外交关系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由此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准则。

在周恩来的时代,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平等相待,互相支持”是周恩来发展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主题。在思考和处理与这类国家有关的问题时,周恩来深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中国身处亚洲,同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有着被侵略、受欺压的历史遭遇,在获得独立之后又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历史任务。这使周恩来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抱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对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有着深切的了解。其次,周恩来十分清楚,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对中国外交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50年代,这是突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关键。60年代,在反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这些国家又是中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所要争取的主要对象,中国从国际上获得的支持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

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为发展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周恩来不仅制定了有关的一系列重要政策,还三次出访亚非国家。他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不仅体现了他的现实精神,也体现了他所怀抱的理想。这些原则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长远的基础,对中国外交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它们是:第一,“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25。这是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周恩来提出的国际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则。第二,优先发展睦邻关系,慎重稳妥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先后同印尼签订了关于避免双重国籍的条约,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署了边界条约。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改善了中国与这些邻国的关系,对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推动了中国同其他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第三,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尊重各国人民和政府对本国制度和内外政策的选择,恪守“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坚持外交工作绝不能介入他国内政问题。周恩来同时坚持这两个方面,是他在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重要原因。有关精神在他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6。第四,同亚非国家建立新型经济关系。周恩来一贯重视促进中国同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一贯主张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应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附有任何特权条件27。在总结中国发展同其他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他于1963年提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28。这些原则以及按照这些原则向亚非国家所提供的大量无私援助,既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亚非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一贯支持,也体现了周恩来为创建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所作的努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的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解互相补充,对和

同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是周恩来为中国拓展外交天地的另一侧面。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彻底改变旧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独立自主基础上与这些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在冷战环境中,要发展同这类国家的关系,还必须突破美国的遏制和孤立,突破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周恩来以不同方式推动中国同英、日、法三国关系的发展是颇具代表性的事例,而这三个国家恰好又是他青年时代曾留学和旅居过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1页。)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

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但其只同意新中国建交原则的一半,承认新中国,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一直就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为了实现中英关系的突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采取了“半建交”方式,即同意与英国互换代办,双方建立“半外交关系”29。“半建交”在新中国建交史上是个创举,它不仅使中英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在两大阵营极其对立的条件下在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开辟了一个外交渠道。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说中英关系的起步是经官方途径实现的,那么中日关系的起步则是以民间外交的方式来推动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日本当局追随美国,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周恩来与日本主张对新中国友好的人士合作,于1952年打开了中日民间接触的途径。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推动中日之间先后签订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发展中日关系不能回避两国间曾存在的战争问题。周恩来运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富于哲理的中国古训,为双方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50年代后期中日关系陷于低潮。周恩来又先后提出“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30。考虑到中日关系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正常化,周恩来还提出了“长期积累”的方针。经过各方的努力,60年代初中日关系有所恢复,并带有了某种程度的“半官方”性质。

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1953年12月31日,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对此,印度方面表示赞同。因此,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到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1964年1月27日,中国同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谈判过程中,中法双方在如何处理法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问题上曾出现分歧。为解决这一矛盾,周恩来几经考虑,在吸收法方意见的基础上最后提出“直接建交的方案”,即在双方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允许法国首先宣布同我国建交,然后法方再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同台湾的官方关系。这样,谈判中出现的难题便得到了解决31。中法建交的消息一经公布便震动了整个世界。它向全世界表明,即使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仍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

(二)“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

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不仅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时,周恩来最重视的是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保证国家安全。为此,既需要斗争,也需要合作;不过,随时局转换,斗争与联合的对象有所不同,斗争与合作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和响应,但也有一些国家还持怀疑观望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第186页)

建国初期,由于美国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发动侵朝战争,新中国联苏反美的外交格局被固定下来。然而,即使在中美尖锐对立的岁月里,开展斗争也不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切方面。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如何处理好革命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热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毛泽东从来不隐瞒其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支持主要的应该体现为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取代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更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第187页。)

事实上,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想法从未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脑海中泯灭。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主动而明确地做出愿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的姿态,从而导致了中美双方关于解决滞留在对方的人员回国问题的会谈。1955年春,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次讲话直接促成了此后长达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政府当时无意放弃其敌视、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未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但是,周恩来所采取的行动代表的是一种具有远见的政策。在1956年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中国同其他国家扩大接触,是从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包括美国在内,而不排除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出发的……就是对于美国,我们也一样具有同它友好的愿望。我们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不应该成为阻止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障碍。而且我们还深信,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终有一天会使两国人民重新通过各自的政府互相联系起来。”32

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区分了革命与外交的界线,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和平共处,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一些国家同我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保证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60年代末期,中、美、苏三方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客观形势为中美双方提供了相互接近的可能性。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融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在作出这一决策和实施这一决策的过程中,周恩来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周恩来不仅直接参与决策,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组织者的作用。他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讨论国际形势,向中央提出建议;还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其次,他利用美、苏矛盾,通过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谈有限缓和对苏关系,为中国争取到更主动的对美地位。第三,他协助毛泽东,一步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精心安排了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毛泽东的会面到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每一个细节。最后,周恩来于1971年7月中旬,在北京同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博士举行秘密会谈,就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内容达成协议。可以说,正是通过周恩来的诸练操作,毛泽东主要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设想的战略才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战略,并能付之实施。

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中国外交带来新的动力和广阔天地。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只是在半个国际舞台上活动,那么从这时起,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迅速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而这一冲击引起的第一个反响就是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终于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极大地震动了长期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日本朝野各界强烈要求尽快争取日中建交。1972年秋,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遍及世界范围的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出现了。70年代中期,中国已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寄予深切的希望,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和互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脚点。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一)交朋友的重点应该放在亚非拉三大洲

注 释: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的谈话》。)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322页;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5页。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每当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对中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7页。

(二)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份内的责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②(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1册,第447页。)

③《周恩来在中央外事小组整风学习计划上的批示》,1947年。

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极大地关注着亚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②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④、⑩《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96页、第799—800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6页。

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泽东致阮友寿的电报》,1967年12月19日。)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志。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页。

巨大的成效,深远的影响

⑦《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2页。

在1949—1976年期间,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⑧、⑨、13、17、21、25、26、27、28、30《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9—51页、第49—51页、第2页、第61—62页、第179—180页、第131—132页、第 387页、第 118页、第 388—389页、第 289—290页。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1《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卷,第490页。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外交方面的建树。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时,再次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页。)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揭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12、1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2—323页、第321页。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失,并且以新的形态出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外交方面深邃的战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15 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章第2节。

首先,独立自主的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所应坚持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特征,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今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处于不败之地,还须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16、29、31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5页、第241页、第250页。

第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时,曾经揭示出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时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势下,霸权主义正在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人权外交”、“经济制裁”,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甚至于出现了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种局面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如邓小平同志于1989年3月23日所说:“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9页。)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政策是,无论谁搞霸权主义都一概反对,至于国家关系,中国历来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这样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18、20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8页、第108页。

第三,继续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毛泽东在50年代曾多次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三大洲;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又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正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90年代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挫败西方势力所谓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亚非拉国家对中国的有力支持,是这一斗争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巩固和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多次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是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1页。)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WM〗立、主权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9页。)与此同时,中国应积极促进南北对话,参与南南合作,推动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事业,以此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宫力)

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6页。

20《周恩来在外交部干部会上的讲话》,1954年11月3 日。

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85页。

23 详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0—133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本文由www.3983.com发布于金沙澳门官网,转载请注明出处:周恩来与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周恩来诞辰周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