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全,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自杀戴季陶自杀

在70年前的今天,1949年2月11日 (农历正月十四),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自杀。

国共两党正式分道扬镳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很快成立,戴季陶在其中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之职,前后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当然,伴随这段时光的,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对峙。解放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在三大战役中的惨败,表明其丢失政权已成定局。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戴季陶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广州。1949年2月11日,面对窗外的凄风苦雨,戴季陶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在广州吞服过量安眠药,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公布了应惩办的国民政府43名战犯中,戴季陶赫然名列16。而这离他自尽身亡还不足两月。

图片 1 姓名:戴季陶 国籍:中国.浙江湖州 年代:1891-1649 职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官员
戴季陶(1891~1949)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官员。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同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1927年,协助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 

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他一步步帮助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并将其扶上国民党总裁的位子,深受蒋介石信任,有着蒋介石的“国师”之称。他是中国政治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最后却选择了吞安眠药自杀。那么戴季陶为什么自杀呢?让我们通过他的历史生平简介来认识一下他! 戴季陶简介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生于四川广汉,原籍浙江湖州。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戴季陶,中国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戴季陶历史生平 1891年出生在四川广汉。 1905年,14岁的戴季陶留学日本,进法政大学学习。 1911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参加了上海起义。 1912年,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后任孙中山秘书,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 1916年10月6日,长子蒋纬国诞生,后被蒋介石收养。(蒋纬国于自传-《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表示其父为戴季陶,母为日本护士重松金子) 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曾大力推广社会主义,1920年5月,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后来因孙中山反对而退出共产党。 1924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积极从事反共煽惑活动。连续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歪曲和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根据。 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 1928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 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 戴季陶自杀 1949年2月11日于广东省政府广州东园招待所,服安眠药自杀。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国民党失势后,他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已经无路可走,只好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戴季陶逐渐失宠,失宠后,身体也每况日下,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郁郁寡欢。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会取而代之国民党,极力反对国共谈判,并向蒋介石进言。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先后在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中一败涂地,戴季陶忧心如焚。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悲痛难禁,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戴季陶身在广州,心系时局,但事与愿违。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在家乡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要在台湾复兴,并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想回四川老家养老,但他又觉得共产党得到四川后,肯定不会放过他,他更不想当他们的阶下囚。身患疾病的戴季陶,于1949年年2 月11 日,他选择了安眠药自杀。

1949年2月11日(距今70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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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共’到反共的戴季陶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祖籍浙江吴兴。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投奔孙中山。“五四”初期在《星期评论》上撰文宣传新思潮和劳工运动。后忙于证券股票交易,与陈果夫等合办“恒泰号”交易所,从事投机生意。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文,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工农运动,受到瞿秋白等人批判。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九·一八”事变后,任特种外交委员会(亦称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委员长,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炮制者之一,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濒于崩溃,由南京迁往广州;1949年2月11日(距今69年)在广州于绝望中吞服大量安眼药自杀。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省广汉市。众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定反共著称。但并不为人熟知的是,戴早年却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几乎参与了中共的创建工作。那么戴季陶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呢?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并曾在广州军政府担任外交部次长之职。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孙中山受到排挤,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在戴季陶的陪同下,于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戴到达上海后,于1918年底遇到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李汉俊。李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一见到戴季陶,即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由于戴也曾读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两人便经常在一起聊天。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刊物为北京的《每周评论》,由新文化运动健将陈独秀等人主编,很受读者热捧,戴李二人也经常阅读。由于该刊物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因此,二人便商议也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为《星期评论》。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该杂志有与《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之意。就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孙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与李汉俊、沈玄庐正式创办了《星期评论》,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编。

在担任主编后,为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还曾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等,并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朱执信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当时国内工人运动也日渐高涨,发生了著名的六三罢工(上海等地为声援五四爱国运动而发动的大罢工),社会气氛也随之紧张。戴季陶针对该现象,却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对孙中山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他认为工人运动若没有人予以约束,将会走上制造社会动乱的道路上去。

1920年,新文化运动干将陈独秀到了上海。他肩负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全国共产党组织的使命。那时,李汉俊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接着,李汉俊又将戴季陶、沈玄庐介绍给陈独秀认识。陈独秀本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创办《星期评论》甚是嘉许,而戴也对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十分仰慕,两人一见如故。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戴季陶还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居住。于是,这里就成了陈独秀的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更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的诞生地。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戴两人朝夕相处,常常交流思想,关系简直胜似亲兄弟。当时陈独秀等人已经在上海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牌子,团务由袁振英、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主持。这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

当时苏俄为了输出革命,积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还专门派了维经斯基前来指导工作。经陈独秀介绍,戴季陶与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他们不断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为了尽快成立中共党组织,1920年5月,陈独秀约了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周佛海、杨明斋和袁振英等人,会同维经斯基到戴季陶住宅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大家经过多次商讨,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党组织,商定由张继和柏文蔚(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陈独秀曾任他的秘书长)牵头。鉴于戴季陶在马克思理论方面的突出才能,陈独秀等人则将党纲的起草工作交给他。而党纲的产生也不是戴一个人完成,而是边讨论,边修改。

当这个《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完成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讨论正式成立党组织。但戴季陶本人却意外地缺席了这个会议。待会议快要结束后,戴季陶才姗姗来迟。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了。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戴季陶居然说:我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先生在世一天,我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因为凭着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家认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唯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所以戴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整个会场的气氛为之凝结。

戴季陶之所以不愿意加入中共党组织,一是因为戴季陶本人逐渐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观点相排斥,他并不赞成阶级斗争,也反对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工人运动,这使他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二是戴季陶准备参与创建中共党组织的事情被孙中山所知,遭到了孙的严厉呵斥。因为在孙中山的眼里,中共成员只不过是一班小学生,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相提并论。在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后,戴季陶也彻底放弃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念头。因此这就有了后来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的: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他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戴季陶与中共可谓失之交臂,既然同志做不成了,那么双方的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同志到魔鬼

戴季陶在拒绝参加中共党组织后,转而从事经济活动。他曾参与股票投机生意,却遭到惨败。在回四川的船上,他在得知川内战乱将起,一时备感凄凉,心灰意冷之下,甚至一度跳江自杀,后被一个来江边摸鱼的渔夫所救。在捡回一条命后,戴季陶决定前往广州继续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因与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发生了冲突,此时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俄国人适时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示愿意予以钱款,但条件是孙中山必须改组国民党,并将共产党容纳进国民党内。对此,俄国人还特地派遣了一个特使前往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此人就是鲍罗廷。鲍罗廷到达广州后,很快就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但鲍对国民党松散的组织形式很不以为然,甚至私下里称呼国民党为一具僵尸。孙中山对将共产党员纳入国民党内较为疑虑,因为戴季陶曾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此他特地征求戴季陶的意见。不料,戴季陶对此不但不支持,反而竭力反对。戴劝阻孙中山,称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搞什么国民党改组,说这样是屡格于众议,是没有独立之规划,而乃以外力为动机的事情,更说孙中山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为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尽管戴季陶等人反对,孙中山并未因此放弃其联俄容共的政策。1923年,他很快正式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在孙中山的坚持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在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中共成员占有了一定的名额。尽管孙中山坚定的容共态度使国民党内部的争议暂时搁置,但一些国民党元老如邹鲁、谢持、邓泽如等人始终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为了争取盟友,孤立对手,中共将国民党内部的成员进行了分类。那些支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成员为左派,站在中共对立面的则为右派,介于两者之间是其争取的对象。在进行右派的划分时,鉴于戴季陶与中共的渊源颇深,中共一开始并未将其划为国民党内的右派,相反,陈独秀他们还将戴季陶列为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如1924年7月,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还称戴季陶为左翼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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